敦煌梦远 丝路情长——厦门大学与甘肃的校地情缘

敦煌梦远 丝路情长

——厦门大学与甘肃的校地情缘

厦门大学思明校区鸟瞰图

　　吕凤楠 李舟洁 车如山

　　“丝绸之路三千里，华夏文明八千年。”位于西北、被誉为“河岳根源、羲轩桑梓”的甘肃，拥有灿烂的丝路文化、五彩多姿的民俗风情、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的最新科技，完美融合了中国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厦门大学坐落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镇厦门，1921年由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创办，素有“南方之强”的美誉，培育了诸多优秀人才。鸣沙山、月牙泉，编织甘肃的神秘面纱，五老峰、芙蓉湖，相映厦大的美丽画卷，虽远隔山海，但携手同行共担时代使命，共享发展机遇，合力谱写了校地合作共赢发展新篇章。

　　敦煌啊敦煌

《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封面

厦门大学科学艺术中心

　　“万里敦煌道，三春雪未晴。”沿着历史文明发展的大动脉丝绸之路往上，在甘肃、青海、新疆的交会之处坐落着一处闪耀着中国古代文明辉煌的神圣之地——敦煌。这座沧桑而又神秘的古城汇聚了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历史文明，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目光，也见证了一批又一批孜孜不倦研究敦煌学的厦大人的努力与奋斗。

　　1948年，曾执教厦门大学、时任兰州大学历史系主任的顾颉刚先生在《题张鸿汀莫高窟访古图》一诗中写道：“梦想敦煌四十年，奈何人事苦相牵，者回到得皋兰下，又赋高山仰止篇。”寄托着对敦煌学的热切关注之情。20世纪初期，由于各种因素，中国敦煌学的发展落后于其他国家，曾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说法，敦煌学一度被国内学者视作“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为了扭转这一落后局面，国内一些高校的学者们主动投身于敦煌学研究，厦门大学也涌现了韩国磐、郑学檬、杨际平、曾良、傅小凡等一代代执著于敦煌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在敦煌历史地理、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著名历史学家韩国磐先生深耕敦煌学研究多年，曾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内特别是厦大的敦煌吐鲁番学原始资料尚属匮乏、使用不便，韩先生努力加以运用，发表了《根据敦煌吐鲁番发现的文件略谈有关唐代田制的问题》《唐天宝时农民生活之一瞥——敦煌吐鲁番资料阅读札记之一》等论文，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在罹患癌症、疾病缠身的情况下，他笔耕不辍，带领郑学檬老师与刚毕业不久的研究生杨际平、谢重光，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撰著出版了《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一书，该书荣获首届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当时书籍印刷用铅字排版，印制敦煌吐鲁番文献很困难，全国仅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与厦门大学三所高校出版用毛笔书写影印的敦煌学论集。

　　历史学家、曾任厦大副校长的郑学檬教授撰写了《从敦煌文书看唐代河西地区的商品货币经济》《七世纪后期至八世纪后期敦煌县人口试析》等论文，拓宽了唐代社会经济史的领域。

　　以汉唐宋经济史研究享誉学界的杨际平教授，运用传统文献与敦煌吐鲁番文书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唐代土地制度，写成硕士论文，对当时几乎被视为定论的“均田制下土地还授肯定说”提出有力挑战，遂成一家之说，后以《均田制新探》为名出版。他利用敦煌吐鲁番资料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籍账制度、会计制度，发表了数十篇高水平的研究论文，出版《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杨际平中国社会经济史论集》等著作，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敦煌吐鲁番学的代表性学者之一。

　　薪火相传，弦歌不辍。年轻一代的厦大敦煌学研究学者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着敦煌学的发展与壮大。曾良教授长期从事古文字学研究工作，著述甚多，其中一部著作就是《敦煌佛经字词与校勘研究》。傅小凡教授本来就是甘肃人，治学严谨，成果丰硕，先后出版了《晚明自我观研究》《佛教艺术观·雕望篇》等10余本专著，曾接受敦煌图书馆邀请，做过《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明朝灭亡的历史教训》的公益讲座。为了助力家乡发展，帮助麦积山石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傅小凡教授撰写《东方微笑——麦积山石窟佛教造像艺术的历史背景、风格演化及其美学意义》一书，专门介绍含麦积山石窟在内的全国各地佛教的雕塑，并在《百家讲坛》等节目中做专题讲座，极大扩展了麦积山石窟的社会知名度。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麦积山石窟作为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的一处遗址点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他还在《百家讲坛》开设《敦煌卷子之谜》《马踏飞燕》《神秘的古书》等甘肃专题讲座。

　　在厦大人积极参与敦煌学研究的同时，一批批甘肃人来到厦门大学读书工作，为厦大建设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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